摘自《参考消息》2007年2月13日第16版 英国《金融时报》2月12日文章

春节又快到了，春运又开始忙起来了。有关方面预计，今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运量将达到21.7亿人次，中国传媒称之为“世界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

中国春运的种种画面，不过是把近30年来神州大地上规模日渐宏大、节奏日趋频密的内部大移民现象形象化、集中化罢了，当然，也把当代中国人口大流动所暗含的紧张和冲突给戏剧化、公开化了。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1992年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日益深化，随着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日趋拉大，也随着官方户籍管制的日渐放松，中国出现了主要基于经济原因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其中80%以上是农民工。但绝大部分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尽管已经在城里工作、生活了许多年，但在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中，他们仍然是“乡下人”。

恰恰是中国目前“只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准许人口自由迁徙”的做法，导致了每年春运火车站内万头攒动的“盛景”。不少人建议中国废除造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户籍制度。的确，一旦允许农民工迁入城市和发达地区定居，成家立业，很多人就会不会再劳民伤财回老家过年，春运问题不解自消。

但是，在那些主张保留户籍制度的人眼中，春运期间火车超载的场面虽然不太可爱，但毕竟比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大城市中遍布贫民窟、等着睡满了衣衫褴褛的穷人的景象好得多。

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时代的中国，即使不取消户籍制度，也无法阻止外来人口流入北京等大城市。中国古今所有的历史都表明：仅仅靠一个户籍制度是很难把人捆住的。即使在小农经济时代，也不乏“闯关东”、“走西口”、“湖广填四川”等惊天地、泣鬼神的大迁徙壮举。

反对中国取消户籍制度的人主要的立论有二：“贫民窟论”和“社保论”。如果中国废除了户籍制度，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那种大城市贫民窟密布的情景在中国城市重演怎么办？如果中国取消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界限，所有生活无着的进城农民都去申请目前只有城里人才能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怎么办？

反驳“贫民窟论”，似乎比较容易。外地人和农民工相对自由地进城打工，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并没有因此“长”出一片片蘑菇般的贫民窟，这大概是因为城市有关部门在具体操作上松中有严：控制外来人口松；禁止违章建筑严。不可能仅仅因为废除字面上的户口制度，贫民窟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城市中“冒”出。

虽然中国的贫富差距远远大于欧美发达国家，但如果中国政府严格禁止随地搭建简陋住房，自然会迫使那些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或入不敷出的外乡人告别“伤心地”，另寻他地，另谋生路。

不过，反驳“社保论”，就不那么容易了。中国的城市户口簿，的确不是一纸简单的身份证明，它附带了许多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的权利和福利。

一旦废除户籍制度，中国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就要面对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棘手的问题：既然全中国人都变得平等了，那么，是否也要给所有愿意进城的农民提供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和退休金呢？这的确是非常实际的财政问题。但无论如何，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不能永远拖延下去。